主理人 _ 朱剑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靠谱的在线配资平台

文 _ 陈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在读）

第一次看到希拉里·库布-沙森（Hilary Koob–Sassen）的作品，是通过策展人杨蒨的介绍。她传来几张布展用的图像，我被夹杂在其中的几张手稿吸引：复杂的机体在一种与自身角力的结构中交错、盘旋，仿佛科幻小说的插图，而这些机体的背景往往是一些城市空间，大型、复杂和混合的机体像一个有生命的器官悬浮于其上，而那似人非人的形象，又给人一种面对幽灵却无法诉诸语言般的感伤。

The city moving forward across the centuries

©Hilary Koob-Sassen

我不禁联想到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它既像那个被造物，又像走到尽头的弗兰肯斯坦的心境的投射，有一种悬置于虚空之中的无助和迷惘。后来在和库布-沙森的交谈中，他提到自己和母亲合写过一个关于都市化的童话——“A Monster Crawls into the City–An Urban Fairytale by Saskia Sassen”（《一只怪物爬进城——丝奇雅·沙森的城市童话》）。他的母亲是研究全球化城市的知名社会学家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在那个童话的叙事中，现代城市的发展被比作吞噬传统街区的怪物。

A monster crawls into the city

© Hilary Koob-Sassen

为了给自己的高塔腾出空间，怪物不断地吃掉街区，制造出一种人们不太知道名字的奇怪肌理，怪物称之为“城市化”。它破坏的对象是人们的房屋、小商店、小街和广场。当怪物不停地咳嗽，咳出遍地的高塔之后，人们担心饥饿的怪物接下来的去向。一天晚上，一个全家被赶出街区附近小房子的孩子做了一个梦。这也许是个幻象，又或许它曾在电视新闻中出现过。这个名叫哥白尼的孩子看到怪物在伦敦所做的一切正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发生——包括一些她只从课本上知道的城市：纽约、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东京、旧金山。她的梦逐渐变成了噩梦。一个怪物的牙齿缠绕在她卧室的窗户上。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滑稽可笑。一个小小的、不高兴的声音从怪物那里传出：“我的流动黄金无处可去，但它还在不断地生长。它应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不是只能待在塔楼里的黑暗水池中。”“你有什么建议吗？”那个声音问道，“我真的习惯了有顾问在身边，但现在没有人愿意用驳船杆子碰我……他们不想和我打交道，因为我给他们带来了坏名声。”

这个故事当然还有后续，但当我想到一个以批判资本逻辑下无节制的城市化为毕生研究目标的社会学家，竟然会对她的批判对象产生共情，为它赋予一个无助迷惘的形象时，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库布-沙森的一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说：“生命总是寻求将自己全部的经验带入自己，进入它自身经验的新陈代谢。”（Koob-Sassen，2008）可以说，他的作品一直与社会的再生产对话，关注经济集中化下的全球生产体系和金融体系中的组织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机制和文化。他把这种基础建设比喻成人类为了自身的再造而需要的外在器官，并开玩笑说：我研究的是大型的子宫，而你研究的是小子宫——人类的生殖。

但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生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制度化的技术环境，而不再仅仅受制于生物性。如今，提供给准父母们的选择性生殖技术已经涉及一整套技术设备、实验室、医院科室制度、辅助生殖的相关知识生产及其背后的产业链。负责人类生殖的早已是一系列子宫的外延技术制度环境，而不再是那个小小的器官本身。而受惠于一系列选择性生殖技术所赋予的可能性，父母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来决定哪个胚胎可以诞生于世，不再完全听命于自然的优胜劣汰法则。但看似自主的价值观也受到资本主义的渗透，内在于技术官僚的效率逻辑之中。因此，如果说那个无节制的城市化怪物是金融征服者为实现金融中心资源的掠夺而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它也正以另一种形式塑造着整个生殖技术经济链条下的个体的生育经验。

医学人类学十二论

朱剑峰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1

但引发我思考的不止于将技术置于自然的反面，将后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形式置于与传统社会制度二元对立的位置。我想要分享的是库布-沙森提出的另一个思考的角度。在疫情期间的一次对话中，他问道：“你有没有想过，今天的病毒能不能在城市之外真正存活？”

从加缪写的那个被鼠疫笼罩的世界到我们才经历过的由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全球化格局的改变，病毒的世界也在被全球化的流动性、不断更新的公共卫生制度以及后工业时期的生物经济、媒介环境深刻地改变着。围绕病毒开展的各项研究，相关的基金、实验室及其背后的国家战略和产业链，都再生产着有关病毒的现实。在面对这一人类经验无法凌驾于其上的灾难时，我们反身思考自然、环境、工业文化所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而对比加缪的时代，穿梭在自然和文化交织的关系之中，面对着自身学科不断再生产知识的当下，我们作为研究者和艺术创作者的位置又在哪里？我们所揭露的现实是否只是新的叙事在揭露旧的叙事，瞄准那个怪物的目光，在同一反复的批判逻辑中，我们是否也深陷知识生产知识的循环之网。我们不断揭露问题，问题也因此变得具有流动性，可以被封装，被塑造成知识景观，同时成为知识再生产的资源。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思考问题、书写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在推延着问题。当我们看向那个怪物，它究竟是有待揭露的“他者”，还是我们自身迷惘的投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直占据着我博士论文完稿后的一段时期，从持续几年的田野经验和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中抽离，我慢慢地收回研究者的目光，看向研究的经验本身。

库布-沙森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喷涌而出的能量中创造出来的，他甚至为全球化、城市化的未来设想了一个双赢或非零和博弈的战略，使生命及时栖居大地。但是他的另一个思考方向是有关批判本身的批判。在一个名为The Bioengine（《生物工程》）的视觉作品中，他以超现实的手法将说唱、图像、模仿和肢体表演融合，试图避开媒介自动生成逻辑意义的机制，在无序之中，和有序的意义体系形成一种张力，以解构批判本身的虚假性。就像他和母亲合写的童话所揭露的那些抛弃怪物的顾问，即人类用以遮蔽自身困境的意义之链，我们是否能看见它，反思、共情以及自省？

THE BIOENGINE - A critique of critique（2001）

Directed by Jen Mitas and Hilary Koob-Sassen

萨拉·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问题是否会如科幻电影Gattaca（《千钧一发》）中所探讨的胚胎植入前的基因测试，已经可以让人类自行选择未来的子代甚至设计婴儿，这意味着什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新的医疗技术（试管婴儿、克隆、干细胞和人类胚胎研究）上，对生殖技术未来的用途充满了担忧。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也代表了这一倾向。他提出基因技术给人类社会和伦理道德体系带来的一个重要冲击就是自由主义优生学问题（liberaleugenic），自由主义优生学主张在基因技术和生殖技术相结合，在增强人类能力和特征的选择上，父母的偏好与自由选择占主导作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的应用，如果是为了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筛选出医学上认为的健康胚胎，这相当于一种有条件的工具化，它将直接导致人由他人所决定并设计的工具化命运（Habermas，2003）。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Habermas, Jurgen

Polity 2003

富兰克林则将问题引入另一个论述。她说，和盲目对技术充满恐惧和批判相比，她在田野中的真实经验是，试管婴儿夺走了接受辅助生殖的夫妇原本希望拥有的东西：它非但没有提供获得一个完美婴儿的保证，而且有90%的概率他们不会有所谓的“带回家的孩子”。那么他们在这一技术尝试过程中想要得到什么？他们想知道自己已经尝试了一切，这样未来就不会回头想“我没有做什么？”“我是不是做了自己能做的？”但在他们接受试管婴儿之前，他们没有预料到，也没有人能预料到的是，这是一个多么苛刻的过程。身体上、情感上的要求，是试管婴儿技术让富兰克林首先感受到的方面，“它真正让我明白了它是多么矛盾，它是如何有一个非常不言自明的逻辑，而退出它又需要一种更复杂的过程来真正理解试管婴儿到底提供了什么”。富兰克林提醒大家，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宏观反思以及《千钧一发》中对假设性的担忧和恐惧的过度表征，会遮掩真正的问题（Franklin，2013）。也即，我们以为自己在不断揭露问题，但其实是在滑入一种知识生产的惯性。

《千钧一发》里提到的植入前的基因测试，更准确的技术名称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类似的还有“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GS）（黄荷凤等，2020）。PGT又包括PGT-A、GT-M和PGT-SR，其中PGT-A是检测胚胎染色体是否存在非整倍体的技术，等同于原胚胎植入前筛查（PGS）。可见，与其说这是一项技术，不如说它是一个技术平台、一个聚合体，包括了不同的活检技术、细胞扩增技术（PCR）。这一技术的发展涉及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最初它主要针对的是输卵管堵塞问题，后来，三代试管为罕见病患者家庭再生育提供了一条出路。胚胎移植还是提高动物遗传资本的一个巨大的全球产业的重要手段。

千钧一发（1997）

当前，国内绝多数全国性商业银行，以及头部区域中小银行实现了上市，但还有不少省份的区域银行上市数量为零。当前，拟上市的中小银行还有十余家位于“候场区”。

文件披露。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3年3月4日受理了药都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文件，并按照规定进行了审核。

现在，试管婴儿又与干细胞研究密切相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用到的材料几乎都来自试管婴儿项目。对于大多数没有专业背景的大众来说，它引发的所有伦理问题好像都指向人类未来的命运，但在具体的情境下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道德问题才构成问题。在PGT的发展历程中，在不同社会国家的历史情境下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人，政府、公司、研究机构在不同的文化情境里作为多方利益者参与了动态的协商。引发伦理问题的讨论不只来自宏大的哲学关怀，也不都沿袭生物伦理学学科定义的伦理关怀。当我坐在诊室里，面对一个40岁仍坚持选择无创DNA检测而拒绝接受医生意见施行更有临床意义的羊膜穿刺术来降低高龄妊娠风险的单亲妈妈，且她背后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经济关系时，我究竟该如何思考技术并对其发问。当基因检测技术引发人们对设计婴儿的担忧时，我在临床一线看到的却是大部分的父母无法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获得明确的答案，技术远远无法做到控制和设计，更多的是在不确定的风险系数中艰难地做出冒险的决策。作为一个深度介入田野的研究者，当你非常用力地试图接近真相，试图思考并理解你的对象时，你必然期待一种意义的闭环，而受制于学科本身知识生产的逻辑，你也因此成为再生产的一环。那么，如何在具体经验所呈现的矛盾性中维持对自身和研究对象的双向反思？

回到中国的语境，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越来越多的高龄女性开始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支持，生殖中心也面临需求，特别是三代试管需求激增的局面。对于大多数缺乏专业知识的大众来说，他们对三代试管的理解更多基于其字面意义，即这是在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基础上的升级和改进，更加高级、更加优选。在很多讨论试管婴儿技术的妈妈群里，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试管技术都已经迭代到三代了，肯定要选三代啊。”

做试管婴儿目前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是要自费的，选择哪家医院、哪个医生、哪种方案，何尝不是一种受到消费文化和信息媒介主导和影响的产品选择？小红书、助孕App、知乎等形成的互联网信息链路成为潜在技术使用者形成选择逻辑和标准的影响链。那些小红书上的达人、助孕论坛中的意见领袖正在将这一原来只在专业领域探讨的技术变成一种消费话语。但因缺乏遗传学专业知识以及医学背景，他们最多是基于自身的经验以及一些科普知识，为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指路。在公共教育缺位的基础上，成功率、活产率，哪个医生态度温柔、哪个医生流量高成为判断的依据，甚至有的时候“越贵就是越好”的消费逻辑成为一大批人自洽的选择标准。而这些偏见和谬误也很难在有限的遗传咨询门诊中得到充分的纠正。那么作为深度介入田野和实践领域的人类学家的位置又在哪里？我仍然止步于反思，并没有形成行动。与此相对的，库布-沙森在童话故事里借由那个孩子之口，为怪物指出了解决的方案。

“我可以教你如何将液态黄金流入撒哈拉！”她告诉怪物。“你足够富有，可以用太阳能电池的圆顶覆盖数千英里的沙漠。在它们下面可能是花园城市，里面有许多房子供有需要的人居住。”孩子对这些可能性感到兴奋，尽管这意味着要使用那个讨厌的怪物的液体黄金。怪物则显得有些困惑。“等等！”它叫道，“如果我把自己分散到沙漠里，我怎么长大呢？”但孩子安慰它说：“你放下的每一块太阳能电池都会产生一枚金币，你可以用来建造更多的太阳能电池。”于是，怪物从高耸的黑暗水池中倾泻而下，直奔撒哈拉沙漠。人们对太阳能遍布沙漠的前景感到高兴，形成了新一代的“绿洲城市”，可以欢迎来自各种背景的人，而不仅仅是游客、商人和千万富翁。（Sassen and Koob-Sassen靠谱的在线配资平台，2015）